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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芳:湖北儿童文学的精神气象与价值引领
来源:长江丛刊(微信公众号) | 李利芳  2021-09-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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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儿童文学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又呈现出更加引人瞩目的精神气象,作家们从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生态、现实等多个维度汇聚表达重大文学主题,实现了湖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湖北儿童文学始终闪耀着理想主义者的光芒,在引导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问题是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重点。在儿童社会化和文化性格养成的过程中,儿童文学对其精神世界发生着启蒙与持续的日常化的渗透作用。因此,“儿童读什么”是一个与社会议题紧密关联,直接影响儿童的文化适应与社会同化的中心命题,其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属性不言自明,价值引领也便显得非常关键。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观念历经百余年发展成长,在对儿童文学价值要素构成及其功能的丰富性与有机性的认识上,愈来愈显得成熟。我们从近年来原创儿童文学对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诠释与表达上,可以有强烈的感受与深刻的体会。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在此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称道。

董宏猷的儿童文学审美理想朝向崇高的美学范畴。无论是《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还是《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他聚焦的都是宏阔的“中国童年精神”的艺术凝练与呈现。他的新作《牧歌》是一部将特定历史中的少年成长、音乐与合唱团、家国情怀高度融为一体的优秀小说。作者将个人独特的音乐才华、艺术气质与对儿童文学的美学理解建立起极富创造力的精神联系,进而生产出这部审美识别力极强的优秀作品。作家对历史童年记忆的叙事视角处理尤为独特,既充盈着丰富的个体童年体验,又智慧地渗入了战争年代中一个特殊的人群与他们肩负的使命,引领今天的孩子不能忘却历史,珍惜和平年代“牧歌”生活的伟大价值。作品用音乐照亮生活,以积极感恩的心境书写历史,反思时代,作家董宏猷以此作再次精彩演绎了其成熟的儿童文学艺术表达以及从个体切入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牧歌》为儿童读者演绎的“音乐精神”极具原创性,提供出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建构与培植儿童精神健康的一个特别的方法论通道。“音乐”与“歌唱”,可以是董宏猷进一步作为儿童文学艺术勘探的一个特别的领域,目前国内还鲜有人深度触及。

萧袤沉浸在《山海经》中时日已久,这是一座文化富矿,是我国儿童文学幻想性与想象力的文化之根,也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内容,但为儿童讲述难在创造性转化。萧袤最新的《山海经童话》系列,特别是《凤凰传说》,其艺术感觉捕捉拿捏得还是比较到位,他在历史人物、事件的陌生化与叙事情趣、时代感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童话故事具有较强的进入性。这其实仅为作品表层价值,萧袤改写神话最大的原创性是在古老的历史深处写出了中华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历久弥新,令人赞叹。萧袤用现实主义的精神理念去处理神话原型,比如他就是要弄清楚凤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凤凰会涅槃,会浴火重生等等这样一些根本的价值命题。他写出了凤凰大公无私、奉献自己、舍己救人的壮美涅槃景观,还原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百鸟羽衣神话。虽文学路径不同,但萧袤与董宏猷一样,同样抵达了儿童文学的崇高之境。

舒辉波与现实生活中的孩子们牢牢绑定在一起,这样的现实主义理念使得他总是能有从容厚实、有格局有气象的力作。当下,乡村支教经历书写在儿童文学中并不鲜见,但《逐光的孩子》在完成度与文学性上均有不凡表现。舒辉波的创作有一个奇妙的统一:即他能实现摆脱儿童文学腔调的叙事风格与儿童文学基质的内在和谐,即作者并没有低就儿童文学的艺术表达,但在文学精神主旨上却始终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这样一种定位使得他的作品语言很丰富,咀嚼起来很有韧劲,写人写物没有因受限于儿童视角而形成的局促,反倒容易自由挥洒他作为成人的情感与思想。舒辉波在作品题名中很喜欢用“光”这个字,虽然它对应的行为主体是儿童,但潜在的价值主体其实是成人,因为成人社会是光源的提供者。这本书所以好读来自于作家不是以“闯入者”,而是以“同行者”的身份叙写乡村学校的亲历视角。故事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写人写事都是原汁原味的,既照出生活原貌,又直指童年精神的内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乡村孩子逐光的缘由、表现以及震撼人心之处。作品以支教青年的心路历程与价值选择点亮了一种时代精神。“逐光”成为舒辉波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关键词。

童真的奥义就在于它是一种绝对的纯真,不掺杂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黄春华在《我和小素》中对赤诚的儿童情感的表现令我们动容。这是一部以武汉新冠疫情为背景创作的儿童小说,它将大灾难置于儿童生活中透视生命的真谛与友谊的可贵,表现儿童视角下的疫情生活与武汉人民伟大的抗疫精神。这是一部让儿童体验灾难、理解生命的优秀之作,它以两个孩子的友谊为叙事聚焦,突出疫情中儿童的主体成长过程。“我”和小素在非常时期的精神陪伴创造了抗疫的奇迹。爸爸妈妈及身边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抗疫英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的精神成长,这一代亲历疫情的孩子对英雄主义有了自己的感知与定义。

当徐鲁以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去创作小说时,也许最适宜他驾驭与再现的题材都是那种自带浪漫属性,或者说是那种在“遥远”的现实中闪耀着理想光芒的题材,徐鲁的精神视野决定着和他气味相投的艺术表现对象。比如他写《罗布泊的孩子》,他写《远山灯火》,以及我们要讨论的这一本《追寻》。这是一本放在今天的语境下看极具艺术眼光的优秀之作,因为生态问题已经被国家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追寻》与自然生态保护有关,具体说是几代科学家保护白鳍豚的动人故事。这样一部既具有纪实性,又处处辐射着文学的动情之美的儿童生态文学力作,解封了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生态领域。徐佩芬、刘俊等几代科学家在长江上和洞庭湖对白鳍豚的追寻与相守,白鳍豚“淇淇”和它的同伴们艰难曲折的生命经历,人与动物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接续演绎的大爱故事,为世界播撒出人类伟大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追寻》将冷峻的现实主义批判反思之眼探入自然生态,以白鳍豚个案浓缩展现生态危机,警示世人。是一部对青少年兼具认识、审美、生态意识与科学精神培育的优秀作品。

彭绪洛在探险中为孩子们写作。他以笔记体的方式为孩子们记录呈现祖国大江南北,真实还原探险历程。他的写作理念是另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奇妙融合。《我的探险笔记》是自然、社会实践型的写作范式,在引领儿童拥抱大自然、综合素质养成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此种类型的写作目前在我国还并不多见。彭绪洛为孩子们打开了广阔的自然空间,引领他们树立一种勇敢的、野性的、行走的自然精神,对于补缺今天学校多重知识教育的现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仅考察了六位代表作家近年来的代表作,湖北儿童文学更多优秀作家及近年来涌现的新人我们还没有论及。基于地域视角的考察提醒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在思考什么,在关注什么?他们为原创儿童文学开拓出哪些新领域,又有怎样的艺术贡献?除去对他们个体文学精神的把握外,作为整体的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在审美理想及精神价值追求上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形成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儿童文学维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理应关注与建设的。我们仅以董宏猷、萧袤、舒辉波、黄春华、徐鲁、彭绪洛这六个透视点,已看出湖北儿童文学整体上的创作格局与精神气象。他们脚踩中国大地,心怀育人使命,坚执开放包容、前瞻引领的大儿童文学观念,在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时代新创上作出了积极的艺术勘探,创造出我国地域儿童文学的独特精神生态,为儿童文学史及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均提供出丰富的材料,值得研究界逐步展开深入关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17BZW02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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